尧茂书:长江首漂的勇士

时间:2013-08-09 02:22 来源:网络 作者:佚名

他完全按照一个成熟的探险家作了详细的准备,如果后勤保障能够稍微完善一些,他完全能够获得成功

不能让外国人抢先漂我们的母亲河。”

1985年5月底,当三哥尧茂江第一次听弟弟这么说时,他对这个在家中排行第八的幺 弟肃然起敬:“我们虽然是兄弟,但工作不在一个城市,彼此之间很少有思想交流,我很惊讶,很钦佩他有这样超出常人的志向。”

长江漂流中的尧茂书

长江漂流中的尧茂书

一个人6年的梦想

在之后对尧茂书的许多报道中,有些地方被过于放大了,而有些细节被省略了,尧茂书被包装成一个充满爱国主义理想的冲动青年。而在尧茂江的眼里,他的弟弟充满了理想主义,但却不是一个冲动的人。

“很多报道在写我弟弟的事迹时,都只写,他是为了抢在美国人肯·沃伦之前,才一个人去漂流长江的。这样写有失偏颇,即使那个美国人不来,尧茂书也会于1986年去漂流长江,但是因为肯·沃伦来了,他才提前动身。”尧茂江说。

长江边长大的尧茂书,酷爱摄影,而且对探险充满了热情,他的摄影当时在乐山很有名气,尧茂江记得,弟弟所拍摄的 九寨沟很早就上了《四川画报》,那时候外界对这个地方还几近无知。1979年,尧茂书在他的工作单位西南交大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美国《国家地理》,上面报道了日本探险家植村单挑亚马逊河的事迹。漂流长江的念头由此而生。他在写给尧茂江的信中提到,日本人能做的事情,他也能做。尧茂书选中的是自小熟悉的长江,全长6300余公里的世界第三大河。

决心既已下定,尧茂书便开始体能训练,每天坚持长跑,并利用假期到云南,西藏等地考察长江上游的虎跳峡、沱沱河水势。1984年春节,尧茂中用一条旧橡皮船试漂虎跳峡成功,此举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,因为虎跳峡是公认的长江中最难漂流的一段。这一年,尧茂书向朋友及家里借到4000块钱,到上海以1500元一艘的价格购得两艘橡皮船和一套潜水服,预计于1985年9月长江水比较小的时候开漂,但这个计划被一个叫肯·沃伦的美国探险家所打乱。

沃伦是美国著名的漂流探险家,1977年,当沃伦成功地漂流了恒河上游后,别人问他下一次的目的地,沃伦指着喜马拉雅山说:“只有山的那边,伟大的长江没有被人征服。”

1985年初,尧茂书得知中国有关单位已经将长江首漂权出让给沃伦时,他决心要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。

1985年5月27日,尧茂书和三哥尧茂江携带两艘被命名为“龙的传人号”的橡皮船,一台16mm电影胶片摄影机,一台美能达相机,几十盘电影胶片以及吃住用品等乘火车离开成都,转道西宁,格尔木等地,最后搭乘货车、牲口等,于6月11日抵达长江源姜古迪如冰川,开始了他艰难而浪漫的旅程:单人挑战长江,写一本漂流日记,拍一部纪录片,出一本画册。

一去成永别

“1985年5月中旬,我的弟弟来找我,让我送他到长江源,因为他东西太多,一个人拿不走。”尧茂江有点犹豫,既担心他的弟弟,又担心单位不好请假。但和单位上一说,请假的事情竟非常顺利,领导对尧茂书的壮举非常支持,给了一个月假。尧茂江开始感觉到社会对长漂的一种支持的力量。

在姜古迪如,尧茂江第一次看到了大江源头的冰川,融化的冰水一滴滴汇合,最后变成溪流,变成纵横的河网。尧茂书被雄伟的冰川迷住了,在冰川中连拍数日。6月20日,“龙的传人号”从长江源下水,尧茂书预计,从这里开始,用100天的时间漂流到上海。

“我弟弟的漂流,并不是像许多后来的人想象中的那样蛮干,我们严格遵照国际规则,遇到非常危险的险滩,就沿水牵船,只要人船不离水,也算是漂流而过。”尧茂江说。

事实上,长江源头沱沱河一段的水势并不算急,源头刚下水的许多地区,他们最头痛的是因水太浅而必须下水推船,融化的雪水透骨冰凉,为了赶时间,他们还加班夜航。此外,漂流中遇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有恶劣的天气,经常出现的食肉动物等。尧茂江见识了长江源的荒凉,一再延长陪弟弟的时间,一直到300公里的沱沱河漂完之后,才带着尧茂书的第一批拍摄成的电影胶片依依而别,顺着原路返回四川。同时,他的大哥暂时放下手头的小生意,采购了一批食品,预备在金沙江上游接应弟弟。

与尧茂江分手后,尧茂书的行踪就只能靠他的日记,以及每到一处能通电话的地方与《四川日报》和《成都日报》记者的联络了。1985年7月16日,尧茂书漂过直门达,在青海玉树,他享受到了一次高规格的接待,沿途的人听说他的壮举后,纷纷像英雄一样迎接他。7月23日,尧茂书离开直门达,向金沙江进发。次日午后,藏民发现他的橡皮艇翻倒在江心的一块石头上。原计划在巴塘接应尧茂书并随尧茂书漂流采访的《四川日报》记者戴善奎,在得知尧茂书遇难确切的消息后,写下长篇报道《长歌祭壮士》,这篇报道在四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,又被国内各媒体纷纷转载,更多的记者慕名来到四川,尧茂书的名字,像旋风般卷过中国。

英雄的归属

“那时候的社会还比较保守,一个人想要去做探险之类的事情,社会觉得你不稳重,不成熟,我的弟弟是打破了许多人的观念束缚的人。”令他难过的是,尧茂书历尽千心万苦拍到10多本电影胶片,尧茂江带回成都后,在请人带到北京冲印的过程中意外失窃,尧茂书的遗作因此未能面世。

尽管此前已经知道漂流危险,但在尧茂书的执著和热情之下,尧茂江,以及家中所有成员很少去真正考虑幺弟的生死问题,而是尽量地帮助他达成目的。后来看来,尽管尧茂书对自己充满自信,但他还是为这万一留了一手。“1984年他们新婚不久,爱人有了身孕,他当时提出为了不影响漂流计划而打掉孩子,现在看来,他已经为这一天做了准备。”尧茂江说。

对于尧茂江来说,如何为尧茂书善后是当务之急。他想请有关单位追认尧茂书为烈士,却没有回音,“政府部门的人认为,尧茂书又不是国家派去探险的,他是自己去的,因此他的死也不能算是为国家而死。”

一年多之后,峰回路转,随着1986年长漂成功和社会形成的长漂效应,尧茂中和死于长漂的另外几位青年被一起批准为烈士。随着尧茂书效应的扩大,在尧茂书出生生活的城市乐山,甚至立起了一尊塑像。

“1989年春天,我得知尧茂书被评选为‘80年代10大卓越青年’,我乘火车去上海领奖,被邀请到上海的许多大学演讲,第一场在复旦大学,听到尧茂书的名字后,在场的大学生表情一下子激动起来,我突然意识到,我的弟弟在当代青年中的影响力。”尧茂江回忆说。

十几年后,当尧茂江再次偶然到乐山去时,他突然发现弟弟的塑像被悄然迁到一个比较背阴的位置,原先的位置已让位于一个地产项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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